《罗织经》是一部专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的书籍，是由武周王朝的酷吏来俊臣、万国俊所著，实际上就是“整人经”、“害人经”，教他们的门徒如何编织罪状，安排情节，描绘细节，陷害无辜的人。他们还争相发明了刑讯办法，名目繁多，可谓整人有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其一，它是人类有始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其二，它是酷吏政治中第一部由酷吏所写，赤裸裸的施恶告白。其三，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部邪恶智慧之大成的诡计全书。其四，它第一次揭示了奸臣为何比忠臣过得更好的奥秘：权谋厚黑。
武则天称帝以后，仍然保持着强烈的防范心理，酷吏政治在武周初期以更大规模迅速发展，甚至到了不可控制的程度。
中宗复位后，在神龙元年（705年）三月八日的诏书中，开列了一张二十七人的酷吏名单。其中大部分人作为酷吏的主要活动，都是在武则天称帝之后进行的。在武则天恐怖政策的指导下，迎来了酷吏政治的高潮，相应的刑罚手段也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来俊臣的发家在天授年间（690-692年），并很快成为酷吏集团的首领。天授元年，他因告密累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二年擢拜左台御史中丞。来俊臣身上集中体现了酷吏的两大特点，一是善于告密与罗织罪状，二是迫害手段极端残忍。
来俊臣罗织罪状的方法其实并不高明。具体做法是，招集无赖数百人，让他们共同罗织，千里响应。欲诬陷一人，即在各地同时告发，造成证据互补，欺上瞒下。他还与同党一起对告密深入研究，编撰出一本《告密罗织经》，从原理到技术都有详细的介绍。采用他们介绍的方法，诬告的成功率极高。一旦遇有无法落实的案件，人们都说：“只要交给来俊臣推勘，一定能查获实情。”
武则天在洛阳皇城西面的丽景门内设立推事院，专门交由来俊臣等负责审判大案，号为“新开门”。只要被送往新开门受审，没有人能够清白出来。所以来俊臣的同党侍御史王弘义得意地将丽景门戏称为“例竟门”，言下之意是，入此门者必死无疑。
来俊臣等还发明了许多拷讯囚徒的严刑酷法。或以醋灌鼻，关押到地牢中；或将人放到瓮中，在瓮的四周烧火烤炙，并绝其粮食，致使有的人被迫撕衣絮而食之；或者将人投到粪秽之中，备受荼毒。他还与索元礼等创造了十号大枷，冠以叫人听而生畏的名字：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还有一种用铁笼头连着枷锁的刑具，轮转于地，囚犯转眼间即闷绝身亡。还有许多的刑罚，都是将人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武则天称帝以后的滥刑维持了七年时间，到万岁通天二年（697）六月，来俊臣被处以极刑，酷吏政治才告结束。
这一时期内酷吏经办的政治案件，主要的有二十多宗，被整肃的主要对象是反对派官僚，包括一大批宰相。他们被整肃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纯属诬陷，有的则因贪赃枉法，有的因为与来俊臣等有私怨，有的则牵连皇位继承问题。
这一时期滥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酷吏自身也不断受惩处。表明武则天既利用酷吏，又不允许他们走得太远。
天授二年（691年）正月，御史中丞代理御史台长官的李嗣真上疏请求抑制酷吏、恤狱慎刑。武则天虽未能完全听得进去，但在稍后的一、二月间，同时处决了恶贯满盈的大酷吏丘神勣、周兴、索元礼。
丘神勣在垂拱四年镇压琅琊王李冲起兵后，挥刀尽杀博州官吏，破千余家，后来又参与审讯制狱；周兴是武则天称帝以前以宗室为主要整肃对象的恐怖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屡受制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索元礼是许多残酷刑罚的发明人，扬州起兵后在洛州牧院首按制狱，心性残忍，甚于虎狼，欠下了累累血债。丘神勣下狱后伏诛，索元礼是武则天为了安慰人心而杀的，周兴之罪按律当死，武则天念其前功，改流岭外，在路上被仇家所杀。同时处置这三名酷吏，标志着武则天在控制监刑的问题上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天授三年一月，来俊臣等与武承嗣合谋，罗告宰相狄仁杰、任知古、裴行本以及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等七人，以谋反罪将他们批捕下狱。由于狄仁杰首先承认“反是实”而未及时行刑，赢得了机会，并拆下被头帛巾书写冤状，经狱吏转呈家人后由其子拆出，向武则天诉冤。后来，三个月前被处死的宰相乐思晦的不满十岁的儿子求见，武则天深受触动，召问狄仁杰。七人于是幸免一死，被免官或流放。在此案的处理过程中，酷吏们的种种劣迹多有败露，武则天不得不对滥刑的做法慎重考虑。狄仁杰等人的被免死，毕竟又在控制滥刑问题上前进了一步。
同年（天授三年，如意元年，长寿元年，692年）夏秋间，朝中抑制酷吏的呼声四起。万年县主簿徐坚上疏请退酷吏任宽平；右补阙朱敬则上疏以为革命之后众心已定，请省刑尚宽；侍御史周矩上疏揭露酷吏的残暴行径，请缓刑用仁。武则天一改过去对此类奏疏不予理睬的态度，加以肯定并有所采纳。对酷吏政治持反对态度的李昭德被拜为宰相，还指派监察御史严善思去按问一些有疑的在押犯人，查出被迫假伏罪的八百五十余人。
一时间，罗织之党为之不振，制狱稍衰。这一年正是武则天在七十余岁高龄身体好转、心情愉快的时候。为了纪念牙齿再生，改元长寿。
当年，被赐名为武家臣的酷吏来子珣被流放爱州（今越南靖化）而死。
长寿二年（693年）正月，侍御史徐有功因为担保皇嗣德妃窦氏之母无罪，被诬告为党同恶逆，酷吏们为其定罪绞刑。徐有功处之泰然，并乘武则天召问之机，再次声明“好生，圣人之大德”的道理。武则天因此免除了窦母庞氏及其诸子的死罪。徐有功也幸免于难，当时被除名之后，不久又起用为左司郎中，后来官至司刑少卿，冒着生命危险救护了许多无辜之人，为抑制酷吏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年二月，酷吏侍御史侯思止以违反民间蓄锦的规定，被宰相李昭德收审，杖杀于朝堂。
在此前后，酷吏们迫于受抑制、打击的不利形势，再次制造事端，利用武则天对此前受到整肃的宗室、大臣及家属们的防范心理，上告被安置于岭南的流人阴谋造反。两年前傅游艺就曾建议武则天尽杀岭南流人，以绝后患。既然收到了他们谋反的报告，武则天决定派遣司刑（大理寺，评事万国俊摄监察御史，前往按问。万国俊是洛阳人，是以来俊臣为首的酷吏集团中的骨干分子，曾参与编造《告密罗织经》，与来俊臣同按制狱。他来到广州以后，把附近流人召到一起，假传制命逼令自尽。流人号呼，称冤不服。万国俊将三百余人驱赶到一处河湾一次全部杀死。然后捏造他们造反的证据，回京复命之时，乘机煽风点火，说：“诸道流人咸有怨望，若不及早采取措施，恐怕后果严重。”
分布在剑南、黔中、安南等地的流人，是流放各地的犯人，本来已经丧失了反抗能力。武则天没有冷静下来作仔细研究，再次表现出一个封建帝王的权力欲和残忍的本性。在万国俊的煽动下，武则天派出一批使臣，分赴各地处理流人谋反事件。这些人看到万国俊因为杀人多而得到提拔，争相仿效，展开了一场屠杀竞赛。结果，最多的杀了九百人，有的杀了七百人，最少的也达到五百人。甚至有的流人是早年被放、而不是在武则天革命前后因罪流放的，也在这场杀人比赛中无辜毙命。武则天后来有所醒悟，制止了这种滥杀，下制规定：“被六道便所杀之家口未归者，并递还本管。”万国俊、刘光业等出使六人后来也都不得善终，不久相继惨死。
武则天逝世以后流行一种说法，认为遣使杀流人是她一种有意的安排，并乘机收拾外派的酷吏，达到灭绝流人和清除酷吏一箭双雕的目的。《资治通鉴考异》引唐人潘远《纪闻》载录了旨在说明武则天此种用意的这个故事。不过，其中穿凿的痕迹很明显，是在否定武则天的政治气氛下，利用了民间的一种传闻。杀流人事件，主要还是酷吏集团为了制造不稳定的气氛，以摆脱有可能被抛弃、受整肃的被动局面而制造的。这是一场真正的阴谋。当然，武则天也要对此负主要责任。
但是，结束恐怖政治的步伐并末因此停止。第二年（长寿三年，延载元年，694年），来俊臣因贪污罪下狱，由御史中丞贬为殿中丞，九月再贬为同州参军。同时，酷吏王弘义也被流放琼州，紧接着被杖杀。
自来俊臣外贬之后，酷吏沉寂了几年。后来由于一桩谋反案，使酷吏复又猖撅了大约半年时间。
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正月，箕州刺史刘思礼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谋反的事件被明堂县尉吉顼得知。吉顼写状告诉了已调任合宫县尉的来俊臣，便其上疏告变。来俊臣重新受到重用。
刘思礼是太原元谋功臣刘世龙之侄。术士张憬藏看其相曰，当历箕州而位至太师。若先当上箕州刺史，然后太师之位亦可求得。于是刘思礼怂恿綦连耀阴结朝士图谋不轨，并暗定君臣之契。当时王勃之兄王勒任凤阁舍人兼知天官（吏部）侍郎事，负责官员选任，安排刘思礼做了箕州刺史。王之弟监察御史王助将此事告诉了吉顼，不料被揭发。
武则天让河内王武懿宗负责审查。武懿宗实际上也是一个未列入酷吏名单的大酷吏，自天授年间以来，多次审理大狱，喜诬陷人，时人以为仅次于周兴、来俊臣。他答应刘思礼，只要把朝中与自已不和的那些人都牵连进去，就可免死。结果刘思礼广引包括宰相李元素、孙元亨在内的海内名士三十六家，都被武懿宗屈打成招，全部族诛，亲党连坐被流放者达千余人。来俊臣因此得到了提升。
在此前后，来俊臣也迎来了他的末日。他与秋官侍郎皇甫文备诬告宰相李昭德谋反，昭德下狱。但他起用之后变本加厉，又进一步诬告武氏诸王、太平公主以及皇嗣李旦和庐陵王李哲，完全摆出了鱼死网破的拼命架势。
河东人卫逐忠首先揭发来俊臣的诬妄，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也乘机揭发其罪。在宰相王及善及新受信用的吉顼等人的劝说下，武则天批准了法司的判决，将来俊臣与李昭德同时弃市。李昭德之死当另有原因，而来俊臣被处决确实大快人心，仇家争啃俊臣之肉，斯须而尽，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腾踏成泥。武则天迫于公众舆论，下制公布其罪恶，全家抄没。来俊臣问斩之后，党徒也都配流岭南，标志着酷吏政治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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